冼玉清教授二三事



  陈树荣兄屡次同我谈起冼玉清教授,我总是不期然想起缪朗山教授。他们都是澳门人,都是从澳门回到内地当教授的闻名学者。冼教授在“文革”前因患癌病逝于广州。缪教授自学成材,懂得多国语文,曾在澳门圣罗撒女子中学执教,四十年代中期,在香港教授俄文。解放后,一直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文革”一来,劫数难逃,恐已不在人世!

  谈起冼教授,老友老是爲她的单身怅惘。冼教授认爲早在自己年青时,已决计牺牲学术。“像我这样的人,一结了婚,必定是个贤妻良母,这就很难专注治学了。”对此,我也不期然想起了香港女作家小思(卢玮鸾),她至今尚待字闺中。她的名言是:“我嫁给了文学。”

  我同冼玉清教授只叙会过三数次。五十年代她到过澳门,是当时岭南中学教训主任罗作祥夫人冼素娴介绍我同她碰头;冼素娴女士是冼教授的四妹冼瑞清。

  这次接见会面,好像是到会全国政协委员何贤的宴会。冼教授谈得不多,大都是学术上的见地。她推重陈寅恪甚少到校,是校园讲师团的教授,讲师常常到他家裏问学,能够説“陈寅恪是教授的教授”。陈寅恪有极端惊人的回忆力,尽管视力不可,但哪一本书第几页讲些什麽,他都能够随口説出来。冼教授建议学术自在,附和“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她以充分的爱情朗诵陈寅恪爲王国维所撰留念碑文中的一段:“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説,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力,自在之思维,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冼教授当年的声情和神采,至今仍萦逥在我的脑海中。

  还有一次接见会面,回忆中似是在香港,应《大公报》副总修改陈凡之约,参与他爲副刊《艺林》掌管的作者座谈。当时冼教授适逢到香港,已生病,但没有人提及。这期间,国内是三年自然灾害刚康复,陈凡谈笑自若,谈到知识分子勇于犯顔直谏,忧国忧民。冼教授插了一句,是引古书的:“知过责难,改正爲难;言善责难,行善爲难。”我后来才知道此语出自唐朝陆贽。

  冼教授特别使人敬仰的是崇高的爱国思维。她屡次不爲高待遇所不坚定,坚持在原有岗位,敬业乐业。她身世殷实家庭,但自奉简檏。病逝前更吩咐将留在香港的储款,悉数用于祖国文明公益事业。她无愧爲学术界中的一代宗师!  

  (作者:李成俊 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日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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