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效果



  ——读汤明檖:《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汤明檖着《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春秋战国至南北朝)一书,已由中州书画社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出书了。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讨的新效果。汤明檖副教授是长时刻从事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教育和研讨的学者之一。五十年代,他作爲我国出名经济史专家樑方仲教授的帮手,参与《我国历代户口、地步、田赋核算》(上海人民出书社1980年8月出书)这部巨着的编写作业,检閲了很多的前史文献资料。之后,他在樑方仲教授的热心鼓舞和提导下,对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进行了全面、体系的研讨,最终编着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以下简称《经济史》)。在这部书中,着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维爲辅导,经过对丰厚的前史资料的剖析,精当地论说了我国封建社会生産方法的産生、开展、昌盛和式微的前史进程,说明晰各个前史时期的底子经济问题,并精闢地説明晰历代封建王朝的财务经济准则、方针、规则,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是一部理论性较强、归纳贯穿、精粹慎密的封建社会经济史。它的出书,爲大专院校的经济係、前史係的师生和经济史研讨人员供给了一部新教材,关于进行我国社会经济史的教育和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史的深入研讨,无疑会起到活泼的效果。因而,该书一出书就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爲满意读者的需求,出书社已决议重版。

  这部《经济史》依照我国古代社会前史开展的阶段区分编、章、节。全书分爲二编四章十二节。榜首编在追述商周奴隶社会经济的一起,首要叙说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准则的崩溃和封建准则的发作与断定;第二编叙说公元二世纪到六世纪我国封建社会依靠关係的强化。全书共十七万字。

  这部《经济史》着力从生産力的开展和生産关係的革新来说明我国封建社会的每个前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着者依据马克思关于“区分经济时期的工作,不是作了什麽,而是怎样作,用什麽劳作手法去作。劳作手法不仅仅人类劳作力开展程度的测量器,并且是劳作地点的社会关係的指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的思维,比较具体而具体地叙说了各个前史时期的劳作手法、耕耘准则、劳作安排、土地佔有形状以及克扣方法,等等。

  生産东西是劳作手法中起决议效果的要素,是生産的骨骼体系和肌肉体系,决议着人们改造天然、降服天然的广度和深度,决议着人们所获取的物质数据的数量。着作非常重视生産东西的论说。在榜首编榜首章的第二节中,具体地介绍了我国古代铁器运用的前史进程。他从文献资料的追溯、冶铁技能的揣度、考古开掘的实证,説明我国“实际运用铁器的时刻至少在春秋年代。”(第33页)其时不只运用铁、铁锄、铁斧,并且开始运用铧犁与牛耕。到了战国年代,连耘苗除草的铁耨锄,收割用的铁刀,也较遍及运用了。汉朝,铁耕具的运用更爲广泛。“这时,不光旧有的中原区域遍及运用铁器,并且跟着大规划的移民屯垦和边地屯戍,铁耕具也推广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区域。”(第116页)铁耕具的质量好,如铁锯、铁斧、铁锛、铁凿等东西的韧度和硬度已挨近钢的水平。并且呈现了重达14.5-18.5市斤的铁铧犁,爲进一步在南北各地运用一牛或二牛犁耕的方法发明晰物质条件。效果,不只大大地促进犁地的开恳,扩展培养面积,并且能够“深耕熟耰”,进步农田的单位面积産量,对农业生産的开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展,起了巨大的推进效果。

  着者并不是孤立 地从生産东西上说明社会生産力的开展,关于劳作手法的其它要素如河流、水利、森林、矿产等也作了充沛的説明。特别是关于农业生産的命脉——水利工程,如秦国李冰开都江堰、修郑国渠;魏国“引漳水溉邺”;楚国通“渠汉水云梦”的水沟;秦始皇凿灵渠;汉武帝在关中兴筑之辅渠、白渠、成国渠、漕渠、龙首渠等等,都加以细緻的论说,并用文献数据证明水利工程关于进步农业单位面积産量的重要关係,如“背有水渠”,则“高田(增産)五倍,下田十倍”,(《汉书·沟洫志》),郑国渠溉地“收皆亩一钟(6斛4斗)”,龙首渠“可令亩十石”。至于古代农业生産技能如战国年代的审农时、辨土宜、深耕、耘耨、上肥、复种、病虫害防治,和汉朝“一亩三甽”的“代田法”、园艺式培养的“区种法”(也叫区田法),也加以具体的介绍,使读者具体地知道到我国春秋以致汉代农业生産开展的实际水平。

  着者认爲,在任何社会中,劳作手法都是人们从事生産不行短少的物质条件,劳作者只要与劳作手法相结合,才干从事生産,发明物质财富。不过在不同的前史时期,劳作者与劳手法结合的方法各不相同。这种不同的结合方法,取决于劳作手法的一切制方法,比如土地佔有形状、克扣方法和劳作安排,等等。

  土地是重要的劳作手法。不同的生産力决议了不同的土地佔有形状。本书着者具体论说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佔有形状时,指出:商周时期的土地是“奴隶主贵族国家一切制”。全部土地在名义上都归于商王或周王。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和臣下,让他们代代享受,但他们只要享有权而无一切权。所谓“溥天之下,难道王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土地佔有形状的具体运营管理方法就是人所共知的“井田制”。

  着者认爲,战国今后,封建土地私有制一向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全进程。他指出,自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时起,井田制已爲土地的私家佔有方法所损坏而替代。接着着者用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翔实地介绍了西汉的“名田制”、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和北魏的均田制等土地私家佔有的各种方法,明确指出:“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是秦汉年代处分配位置的土地一切制方法。地主土地一切制的标誌是:土地一切者对地租的佔有和能够出售土地或转让土地一切权。”(第67页)特别是到了汉代,土地私有观念现已“成爲社会上分配的思维,连汉代的皇帝也要置有私有地步。”(第82页)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尽管妄图经过屯田来加强农人对国家的依靠关係,把农人捆绑在国有土地上,防止农人流入豪强地主手中,但因为政府把屯田客赐给各级官僚,这就使得本来归于政府的屯民变成了私家的佃客,效果依然是“大大滋长豪族大土地一切制开展。”(第169页)至于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尽管对贵族官僚的占田作出了规则上的约束,但“它并不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对立物”(第185页),“底子不能遏止土地兼併的趋势”(第185页)。所以,不能认爲它“是封建国家土地一切制的一种表现方法。”(第210页)北魏时期,政府汲取了井田、占田课田制的思维和准则加以归纳运用,于太和九年(485)冬十月下诏令施行均田制,表面上似乎是宣告全国土地国有,土地有授有还,但在实际上,经过原有桑田的保存,奴婢、丁牛的授田以及借种官地等规则,最大极限地照料了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既得利益,“这种准则本质上并不排挤或消除地主土地一切制。”(第268页)所以,均田制“对大地主一切制并未有所变革”(第269页),最终总算被土地兼併实力的开展所损坏,然后加强了地主土地私有制。

  关于以地主土地私有制爲根底地封建克扣方法以及封建政府的赋税准则,着者也有满足的篇幅加以説明和剖释。他依据农人“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分田劫假”的资料,説明西汉特别是西汉中期今后,地主阶级对农人剩余劳作的克扣是施行对半分红的租佃制,并且这种“封建的租佃关係已成爲遍及的生産方法。”(第94页)在这种分配准则下,西汉的租佃农人“对地主还没有搆成人身依靠关係。”(第85页)仅仅到了东汉今后,佃租者对地主的人身依靠关係才迅速开展,在地主地步上耕耘的是所谓“童、隶、”、“徒附”。曹魏屯田的克扣方法是“计牛输谷,佃科以定”的定额租制。这个定额租是以屯田客所运用的官牛作爲计租标準的,即“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大众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平分。”(第168页)西晋在课田的根底上向农人按户定额征收租谷与绢绵,称爲“户调制”,即“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第185页)这种户调绢绵对农人来説,是极端沉重的担负。东晋南时,尽管没有施行西晋的占田课田制,但对农人的克扣依然维持着田租和户调两个项目。而东晋前后期的田租又有所区别,在成帝咸和五年至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30——376)这四十六年间,东晋政府曾施行过“度田收租(税)”之制。税率起初是亩税米三昇,至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减低爲亩税二昇。东晋后期,废弃“度田收租(税)”制,改爲按口而税。太元二年(公元377),税额是每口三斛(石),过了六年,又把定额进步爲五石。北魏时期,底子上秉承西晋的方法,以户爲征课单位,征收租调。不同的是,征收数额和方规则经常改动。着者在具体介绍了从西汉到北魏八百多年封建准则下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租税准则之后,着重指出这些租税准则的本质,説明尽管租税准则名目繁多,各各相异,但“租税归根结底总是来源于直接生産者的剩余劳作”,“表现着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克扣关係”。(第229页)

  着者还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规则、方针进行细緻的剖析,提醒某一个前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关係的首要矛盾。鑒于我国封建社会的规则、方针条文多爲文简意晦,其首要内容和真实意义不容易铨释的状况,着者就结合其时的政治、社会布景,结合其它史实,对每个规则、方针进行全面调查,讨论其施行的程度和範围,推广的全进程和演化。例如,对西汉末年哀帝所下的“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第82页)的“限田令”,就结合西汉后期贵族、官僚、商人、地主兼主土地之风日盛,连西汉成帝也“置私田于民间”的社会布景,和结合其时存在的土地生意契约如《王未卿买地铅券》等,説明哀帝的“限田令”,正是反映着土地私有的愿望,已成爲社会上的分配思维和土地兼併加重的效果。这样,读者关于“限田令”就得到明晰的知道。

  在研讨问题和写作方法上,本书有如下几个特征:

  榜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维的理论来说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着者以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既然是原生形状的最终阶段,所以它一起也是向次生形状过渡的阶段,这就是説,它一起也是由建立在公有制上的社会向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过渡”(转引《史学译丛》第23页,1955年)的论说,剖析商周的底子社会单位——邑、裏的社会性质,是改动了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原始公社的“次生的形状”,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産曾经各形状》一书中所指出的古代东方的“遍及奴隶制”。其它如对井田制、铁器运用、钱银运用等问题,着者都是把它放到特定的前史条件下进行具体的剖析,既指出其形似,又区分其质异,提醒这些问题各自不同的质的规则性。着者所论尽管都是常见的经济史问题,却能另辟蹊径,具有独到见解。

  第二,对社会经济开展的论说留意照料区域性的不同。着者指出:“我国又是个大国,各个区域的天然条件千差万别。在古代生産力低下的状况下,这个要素对各地社会经济生活发作深入的影响。……区域经济开展不平衡和全国经济重心的搬运,各地域经济开展的一盛一衰,是我国古代经济史的特色之一。”(第3页)着者是非常留意这一特色的。例如,在叙说汉代的丝织手工业生産时,除一般归纳説明关中、关东和四川盆地的丝织业适当兴旺之外,又具体指出因为南北区域种种条件的不同,使得齐、鲁两地的丝织业闻名稍早,而四川的丝织业则到东汉末年才驰名天下,这同其时四川与中原区域比较隔絶有亲近关係。明显,这种依据各区域的天然条件、经济开展状况的异同,进行比较研讨的方法,能够防止拼奏案例、以偏概全的弊端,能更好地提醒我国错综 杂乱的经济开展的内涵联繫,摸清经济开展的规则。

  第三,对有争辩的学术问题,在全面介绍各家不同观念之后,提出自己的研讨心得。例如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向来是史学界衆説纷纭、无所适从的问题。着者在归纳介绍了史学界不同观念后,依据《晋书·食货志》关于占田和课田的规则说明晰自己的观念,认爲:“①课田数不用在占田数之外另计,因爲占田既不是实授土地而仅是一个佔有土地的限额。②占田的限额仅仅以男女性别来分,除老、少以外,次丁男、女也应该相同有占田的权力。至于占得到或占不到,那是别的一个问题。③西晋的田租底子上是以课田爲根底的。不过,课田实际上也没有严格地按丁口来分配,因而,课田的租税事实上也不行能严格地按丁口来核算征收。能够説,西晋的田租底子上采纳按户征收的定额租制。”(第183页)问题自身,并非无可商讨之处。但这种方法既使读者得到全面的常识,又能引导读者独立思考,对学术问题进行新的讨论。这关于活泼学术习尚和昌盛学术是很有优点的。

  第四、精粹简明,不过多罗列史料,使人易读易懂。正如着者所説:“因为这是一部讲义式体裁,我没有具体罗列所徵引的参阅资料”(第5页)。确实的如此。通观全书,不难看出,着者是在对很多的前史文献资料进行收拾研读和融会贯穿之后,把那些文简意晦的史料用自己的言语文字表达出来献给读者的,仅仅在要害的当地徵引了最能説明问题的资料。这样,使读者感到全书既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简明精粹,通俗易懂。例如着者在叙说北魏均田制的具体内容时,依据《魏书·食货志》、《通典·食货一·田制上》的资料,用自己的言语把均田制授田的土地品种——露田、桑田、枣榆田和麻田;田亩额数;地步的还授准则和生意土地的约束;宽乡、狭乡的土地分配;各式户口的授田方法和授田次序等许多问题,作了要言不烦的介绍,使读者关于杂乱的均田制的内容一望而知。

  事物总是一分爲二的,任何一部著作都不行能到达一无是处。因为全书规划大,论说面宽,着者还来不及对一切有争辩的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观念,在某些问题的论说上也尚有或许琢磨之处;因为赶着付印,关于近年来史学界研讨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最新效果也来不及加以汲取;所列的参阅书目也只限于六十年代初期曾经的;一些字句也有笔误或缺漏。这种忙中有失或印刷上校正不小心的状况,信任在重版中会得到纠正。可是,瑕不掩玉。《经济史》一书不失爲一部内容丰厚、精粹慎密、通俗易懂的好教科书。咱们非常期望着者的《经济史》(隋唐迄明清)的姐妹篇能提前出书,以飨读者。

     (原载《学术研讨》198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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