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我国人类学的先行者——樑钊韬



  一、少年立志 肄业进修

  樑钊韬先生,字逸之,1916年6月26日生于广东省顺德县高辉乡北头村的一个商人家庭,父樑桌庭,运营煤业,因爲勤勉,资财渐富,成爲广州市榜首家大煤店。父前后三娶,母余琼玉爲继室,入过私塾,颇知书达理。先生爲幼子,父甚心爱,但受兄嫂轻视,余氏也常遭奚落,家庭欠友善。其父垂暮退居家乡,煤店交由长兄司理。然因长兄沉迷于鸦片,不善策划,致使运营不振,终因出资台湾开煤矿及承办官煤而破産。1939年,父病逝,家境衰落,城市亦无産业,仅遗乡下桑基鱼塘30余亩。同年,兄弟析産分家,各自独立日子。

  梁父在运营煤业时,曾主张工业救国,破産后深知商途险阻,官场浑浊,因而不时教诫儿子长大“一不当官,二不要经商,而应矢志力学从教”。母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爲送儿子读书,不吝倾尽私蓄,常勉励其吃苦求知。樑钊韬先生年幼时,长兄曾在父亲跟前要其攻读英语,使能提前在海关邮政方面效劳,但樑母竭力对立,要他入依学制的校园读书。先生后来回想説:“我之有今日完结我国学制中的全部阶段,实以其时吾母与长兄争持爲要害。”在双亲的耳提面命下,先生即“立志于学业,致力于教育”。

  1922年秋,先生入广州河南培英小学,1926年8月转到南武小学,后就读于南武中学初中,1931年秋,考进广东法科学院附中高中。先生爲不孤负双亲的巴望,并抱着“替母亲争光”的心态,夙兴夜寐,自强不息,每试前茅,终以优异效果送走了中小学年代的寒窗年月。

  1935年,先生怀着肄业进修的希望,而母又“常以用功读书做一个好人,不要爲兄嫂看轻”相勉,遂考进了厦门大学前史社会学係。在厦大的学习时刻尽管只需短短的两年,但在出名的考古学家、前史地理学家郑德坤教授及出名的文明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的影响下,先生却深深地爱上了考古学、民族学、前史学,并笃志吃苦攻读而学有所成。

  1937年,先生转中山大学前史学係,得到了享誉国表里的人类学家杨成志教授、闻名的百越民族史专家罗香林教授和出名的先秦哲学史专家朱谦之教授的多方辅导,尽力展开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前史学的探求。时值抗战军兴,政局多变,先生有感于时局,一方面以史爲鑒,勤学苦练,探求回答社会问题之途径;另一方面又“以前史上朝代兴亡比于家庭胜败,表里宗族之盛衰一目了然,甚有所感,故益加奋勉,慎思潜读。”

  1938年,先生踏入大学四年级。是时,日寇猖狂,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他目击广州被敌机狂轰滥炸的惨状,益加愤怒。所以奋笔疾书,写了题爲《反省欧战德国失利原因,证明日本必败》的文章(载《更生谈论》4卷2期),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必定要在这不合社会思维条件下而失利”;“社会主义者对立黩武主义,但又主张御外侮的自卫行爲,社会主义者应与中等阶层安排联合战綫共御大敌,树立世界阵綫与之对立”。体现了一个爱国大学生的正义感和举动,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模糊知道。

  1938年10月21日,广州凹陷,中山大学受命向内地西迁,初迁广东罗定,继而改迁广西龙州,最终定址于云南澂江。先生等随杨成志教授取道桂林入滇,因日子困难,曾在广西师範学院短期代课。云南是我国少量民族最多的省份,其时中大校址地处澂江村庄,少量民族聚落尤多,是进行社会查询的抱负环境。先生运用这种有利条件,曾往澂江南面的抚仙湖湖口区对苗族进行民族学查询,收集前史、言语、歌謡、风俗习惯等民族学材料。澂江时期两年磨难的学习与查询研讨日子,使先生深深爱上了云南边远当地少量民族;也是其日后选定云南作爲辅导研讨生郊野办法实习区域的主要原因。

  1939年,先生大学结业,立志进修,恰值家道中落,“律己颇严,从不浪蕩”。一起在炽烈的爱国情感,求知心思和“成一家之言”的宏愿唆使下,于同年考进了中山大学研讨生院文科研讨所前史学部,成爲民族学研讨生,在导师杨成志教授和罗香林教授的辅导下,持续攻读人类学龢民族史。是时,先生对人类学理论和《十三经》注疏攻读最勤。因为先生曾得到先秦哲学史名家朱谦之的点拨,对我国古代的巫术、宗教産生了稠密的爱好,脑中不时显现新见,所以便以人类学、风俗学理论爲辅导,进行深化的研讨,开端编撰论文。一起,爲解开史前人类日子之谜,先生更着力于古人类及原始社会史的探求,并从此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风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打下了原始社会史科学研讨的坚实根底。

  1940年秋,中山大学开端由澂江迁回粤北坪石。杨成志教授运用搬家的时机,于1941年带领文科研讨所的民族学研讨生樑钊韬、王啓澍及技助顾铁符等人再度深化粤北瑶山对“过山瑶”(瑶族的一支)进行历时10天的查询研讨。其範围触及过山瑶胞的体质特徵、前史、社会、经济、房子、东西、衣饰、婚姻家庭、宗教崇奉、传説、歌謡各个方面。查询的办法是各人分工担任,独自完结专题陈述,先生担任查询的内容爲瑶族的宗教崇奉。通过实地查询研讨,他写了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崇奉》,后宣布于《风俗》季刊1943年第二卷榜首、二期合刊。先生在文中就瑶族宗教与汉族道教的关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念,认爲瑶族宗教“受道教影响的部分,只不过是他们崇奉中的躯殻罢了,骨子裏他们的特质,却是心灵崇拜(Spiritworship)、有灵崇拜(Animism)和妖物崇拜(Feeishism),而并非是道教。”同年秋,先生编撰一篇15万字的《我国古代巫术——宗教的来历和展开》论文获得超卓的效果而获中山大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社会学係讲师。

  1942年,先生由校长许崇清介绍任广东省政府边政辅导委员会(少量民族教育作业的辅导安排)研讨员,并担任广东省当地行政干部练习团边政班的事务教官,教育《民族学概论》及事务实习课等。是年曾两次被派往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查询边政。1943年春,当先生复往该地查询时,又编撰了《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一文(载《大同杂誌》第1卷第2期),以论说排瑶的政治、经济、战役(械斗)、婚丧,妄图直接爲其时的边政教育效劳。在此期间,先生与某女士成婚,但终因“收入有限,日子困苦”,不到一年对方即要求返广州,继而提出离婚,先生被逼容许。

  二、注重实践 事必躬亲

  樑钊韬教授非常注重理论联繫实践,一直认爲人类学的郊野办法,既要体现出理论的辅导,又要从实践中查验理论是否正确,并要重新发现的材猜中作出新的解说和定论。

  1944年,中山大学由坪石迁往连县。是时,先生经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教授的引荐,任该馆助理研讨员。后昇任副研讨员兼民族学部主任。先生就任后,着手树立民族学研讨室,以专门从事西南民族研讨,并担任主编《西南民族志》,其间集成200余万字的材料。先生除了潜心于人类学的研讨,分别在《中山大学学报》、《民族研讨集刊》、《边政公论》、《文史杂誌》、《广东建造研讨》等刊物宣布我国风俗史、民族学、少量民族社会作业(旧称边政)等10余种论文之外,还运用四川境内聚居着10余种少量民族的有利条件,在研讨之余进行少量民族社会查询,收集风俗文物,收拾查询所得的民族学材料。先生有时还爲《文史杂誌》编撰学术性社论,例如该刊第五卷第九、十期的社论《民族学与风俗学及其在我国的展望》即出自先生之手笔。

  1946年,樑钊韬教授回来中山大学任社会学係讲师。1948年秋,中大树立人类学係,先生经杨成志教授举荐任该係副教授,主讲人类学、考古学、风俗学等课程。因为先生在人类学研讨方面所获得的效果已爲国外学者所知。同年秋,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係来函向先生讨取我国人类学查询材料,并邀请他参与世界人类学会。同年国内树立人类学係的高级校园还有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辅仁大学,标明人类学的重要性已爲我国学术界所知道。樑钊韬教授通过多年的实践,也深知多民族的我国不能短少人类学这门归纳性学科。

  新我国树立后,我国高级校园学科设置受苏联学科系统理论的影响,在全国院係调整时,中大的人类学係被取消了;上述各大学的人类学係也连续停办,或并入生物学係,或归入前史学係。其时,樑钊韬教授被调到前史学係任教,并历任该係副教授、教授及考古学教研室主任。

  樑钊韬教授在长时间担任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民族学等课程的教育期间,曾屡次亲率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古查询、开掘龢民族社会前史查询。

  1951年,中心公民政府爲贯彻执行民族方针,安排中心访问团(下设若干分团),分赴全国民族区域访问各兄弟民族。先生随中心慰劳团第二分团于7月到广东北江各地访问瑶族同胞;接着又随团赴海南岛慰劳黎、苗、回族公民。在访问期间,他一方面进行访问作业,一方面作民族社会前史查询,一起背负收集民族文物的作业,先后编撰了《北江瑶族的来历》、《连南县“南江事情”及其前后命案查询》、《黎族的前史和传説》。同年,樑钊韬教授参与中苏友爱协会、我国人类学会、我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任理事)、我国社会学会广州分会、我国史学会,活跃投入这些学科的学术活动。同年11月,樑钊韬教授与邓泽民女士成婚。

  1952年夏秋之间,樑钊韬教授承受广东省公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参与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作业组,担任收集黎、苗族的前史文物作业,再度深化海南岛内地五指山黎族原始聚居区,对黎族的前史与文物作了具体的查询和收集,爲该会在武汉举行大规模“民族文物博览会”供给展品。此次行程约1100余裏,历时两月余。先生在收集文物的一起,对黎族社会、前史、合亩制诸问题进行了查询研讨,编撰了《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开端研讨》(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55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观念(详后)。今日中山大学人类学係文物馆保藏的一整套包含服饰、生産东西、日子用具、装饰品、宗教法器等黎族前史文物,就是先生当年精心收集得来的。这套民族文物中尤爲名贵而具有学术价值的是黎族製作陶器全进程的相片及钻木取火东西,曾赢得不少观赏过中大人类学係文物馆的中外人类学家的讚叹。

  1954年全国院係调整后,中山大学从石牌迁到安康,樑钊韬教授兼担任古物室收拾作业。爲了合作“社会展开史”的学习和校园筹建孙中山纪念馆,先生发挥自己的人类学特长,活跃投入“原始社会史”的展览和徵集孙中山革新文物的作业。据其时与樑钊韬教授同事的麦佩芳女士的回想,先生搞陈设展览的劲头十足,常识适当渊博,从文物的徵集到陈设展览的规划,展品的説明,事无大小,都事必躬亲;今日中山大学人类学係文物馆和孙中山纪念馆的树立,先生是有草创之功的。

  1955年10月,樑钊韬教授在广州参与我国同盟,担任小组长及中大民盟支部委员会委员。曾任广东省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7年夏,樑钊韬教授爲将民族学野外作业与考古学野外作业进一步严密地结合起来,又亲身带领中大曆史学係师生前往海南岛黎族区域进行大规模的考古查询,辅导开掘新石器年代遗址,并对遗址出土文物作了鑒定。爲论说我国东南滨海新石器年代文明的散布及年代,先生编撰了《我国东南滨海新石器年代文明散布和年代讨论》(载《考古》1959年第9期)一文,对这一广阔区域的新石器年代文明的特徵和年代的上下限提出自己的观念,引起了我国考古学界的注视。

  1958年,樑钊韬教授安排前史学係师生查询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年代遗址,发现散布地址共7处之多;先生除写出有价值的查询陈述外,与方瑞濂教授、李见贤讲师合写的论文《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开端查询》(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年第4期)也爲国内考古学界注视,并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火热争辩和讨论。可见,西樵山细石器遗址的发现,实得力于樑钊韬教授和中山大学的师生。

  1961年,樑钊韬教授呼应国家教育部提出由国内专家、学者培育研讨生的召唤,开端接收原始社会史、民族学研讨生。他除了规则该专业以考古学、民族学、古代史等爲必修课程外,还亲身给研讨生教育《人类学理论和办法》、《西方人类学学説史》等根底课程。一起辅导研讨生选修古人类学、古生物学、言语学等专业课,以拓展常识面。先生从头到尾严格要求研讨生理论结合实践,有必要进行考古学郊野办法龢民族学郊野办法实习,以练习处理实践问题的根本技能。爲此,他辅导的三名研讨生曾于1963年夏参与了广东省博物馆在广东增城县西瓜岭和南海县澜石的新石器年代遗址和汉墓群的开掘。同年冬,先生又亲身带领这三名研讨生和一名青年助教,穿越云贵高原,赴滇西少量民族区域进行社会前史查询。这次查询历时近5个月,路程在万裏以上,除沿途观赏访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外,先后查询了西盟佤族、澜沧拉祜族、碧江怒族和傈僳族、福贡独龙族、德宏傣族、景颇族和崩龙族、大理白族等,获文字记録材料约18万字,拍照有关相片200余张,并收集了一些民族文物。返校后,先生编撰了《滇西有关民族原始社会史查询材料初释》(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64年第3期),对西盟佤族原始社会的展开及其崩溃,景颇族进入德宏区域前的社会展开,碧江怒族的氏族、部落和宗族剩余,澜沧拉祜族的母权制剩余,均作了阐释,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地。嗣后,又辅导研讨生收拾查询材料和展开专题研讨,并编成《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查询材料》、《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两书编成后不久,“文明大革新”开端了,教育和科研处于阻滞状况。这期间,樑钊韬教授遭受不白之冤,遭到多方面 的冲击,委曲求全,情不自禁;三名研讨生也结业奔赴作业岗位,故二书未能排印。直到十年浩劫完毕后的1979年4月,先生才将尘封的书稿重新收拾,由中大曆史学係拨专款付印,作爲向建校55週年献礼。

  1981年,国家教育部批準樑钊韬教授爲榜首批博士研讨生导师,继接收硕士研讨生之后,开端接收文明人类学专业博士研讨生。1985年,先生爲了更好地培育新我国榜首位藏族博士生格勒,置垂暮体弱于不管,同格勒一道千裏行进,深化川西藏族区域查询,顺畅地完结了论文材料的收集和写作。

  樑钊韬教授注重理论联繫实践还体现在注重直观教育方面 。他不光在郊野作业时亲身收集文物标本,并且还常常叮咛带领学生外出实习的教师留意收集。今日中山大学人类学係文物馆裏保藏和陈设的近2万件考古、民族、风俗的文物和物品,其间不少是先生几十年来从事人类学郊野作业进程亲身收集或与师生一道收集而来的。樑钊韬教授在任教期间,凡给本科生讲课,必定带上标本,以其亲见亲闻具体解说,使学生大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得益非浅。

  三、培育人才 勇于创业

  樑钊韬教授从事高级教育作业长达40年,难能可贵之处,是一贯关怀公民的教育作业,其培育人才与勇于创业的精力,虽至老年壮志不已,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求名利,长时间默默耕耘在教育榜首綫。爲国家培育专业人才而煞费苦心,尽心竭力,是一位门生满门的园丁。

  1972年秋,樑钊韬教授落实方针后,从粤北干校回来中大,复任前史係考古学教研室主任。先生胸怀广大,不计较个人恩怨,自始自终,一心一意扑在教育上。他登高望远,注重我国考古作业的展开,依据国家文物局展开我国南边考古作业的精力,活跃投入筹建考古学专业的作业,并爲之日夜操劳。在此期间,先生掌管制订了筹建规划,与该係的领导和教研室的教师一道,于同年冬到广东省汕头、潮安、梅县等地,广泛徵求底层文博单位的定见。接着,于1973年春,先生一行4人又仓促北上,到北京大学、考古研讨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讨所、民族研讨所等单位,虚心听取国内专家、学者如裴文中、贾兰坡、杨锺健、吴汝康等人的定见。在京停留时,先生向北大考古专业师生作了题爲《考古学与阶层斗争》的学术陈述。旋又到郑州、洛阳、西安、武汉等地,与博物馆的同行举行座谈会。返校后,樑钊韬教授竭力扫除困难,创造条件,于同年创建了考古学专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教育和科研作业呈现出一派活力。樑钊韬教授心境分外酣畅,将汗水全灌注在爲国家培育人才上。他于1979年起接收以民族考古学爲方向的硕士研讨生。爲习惯敞开变革新形势的需求,樑钊韬教授开端醖酿复办人类学係,认爲:“咱们巨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前史最悠长、多民族的文明国家,具有反常丰厚的人类学研讨材料,我国应该树立自己的人类学”。并亲身向校园和教育部写陈述,充沛证明社会主义我国需求人类学;与此一起,他合作校园多方面物色人才,爲人类学係準备师资。在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方面,樑钊韬教授剖析、吸收中大及其他院校解放前后相同或相类专业的办学所长,借鑒苏联和英美、加拿大等国的有关经历,徵询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定见,通过重复证明,然后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则爲辅导,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言语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具有我国特色的人类学係的主张,并全力付诸实践。因为自食其力,百废待兴,从係领导的分配、各个专业的设置、教师的人选、教研室的组成、试验室的筹建、根底课程的安排、教材的建造等等,先生都亲身参与辅导。

  通过一年多的准备和教育部的批準,樑钊韬教授总算1981年春在中山大学首要复办了全国榜首个人类学係,并任榜首届係主任。同年秋开端面向全国接收考古学专业龢民族学专业本科生以及文明人类学硕士研讨生和博士研讨生。1985年以来,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海南大学连续树立人类学係或人类学专业。可见,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国内学术界赢得人们遍及注重,然后得以复兴,这与中大复办人类学係的影响有亲近关係。

  中大人类学係的复办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视,他们或加以报道,或赠送有关材料,或派留学生来学习,或派专家、学者访问。当外国学者了解中大人类学係的教育和科研作业后,称誉道:“我国的人类学係才是真实的人类学係!”这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给樑钊韬教授搆架的既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层次,又注重多学科与文理浸透的人类学教育系统的切当点评。

  樑钊韬教授爲国育人的贡献,不光体现在他勇于创业的精力,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甘当人梯,奬掖后进。他爲了勉励学生尽力学习,在学生兴办的《马丁堂》刊物上题字:“在我国研讨人类学应感到骄傲”,并常常到学生中心了解学习和教育情况。樑钊韬教授对青年教师的生长也极爲关怀,爲协助他们备好课,甚至连自己的手稿和收藏的材料都无私地供给给他们参阅、运用;将专业书籍(那怕是刚从国外买回来的外文贵重图书)借给研讨生、教师已成爲往常的事。据笔者大略计算,借过先生图书材料的教师,就占全係教师的80%以上。辅导中青年教师编写讲义,写作专业论文,以及解难答疑更是耐心细緻。他还常常鼓舞教师多参与国内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以沟通观念,扩展视界,拓展常识面,提前成名成家。樑钊韬教授还常常勉励自己的研讨生要“后来居上,胜于蓝”,要肩负起复兴我国人类学的重担。这种铁面无私、关怀后学的精力,给师生以深化的教育和啓迪。

  通过樑钊韬教授的几年艰苦创业和全係教工的尽力,人类学係现已初具规模:树立了三个教研室、两个试验室、一个图书材料室和一个既陈设考古文物也陈设民族文物的文物馆;具有几个学科的较强的师资队伍,爲国家培育了一批各种层次的人类学专门人才。樑钊韬教授亲身培育了硕士生16名,博士生4名。其间藏族榜首位获博士学位的研讨生格勒已成爲我国藏学研讨作业的主干。因为樑钊韬教授爲国育才的贡献,从1965年以来,曾屡次被评爲中山大学先进作业者。

  四、效果明显 誉满中外

  樑钊韬教授的终身,兢兢业业在学术园地上耕耘,硕果纍累,自30年代以来,宣布了学术论文100多篇,此外还有专着和译文。综观先生的着作,研讨范畴非常广大,触及的内容有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风俗学、民族考古学、宗教崇奉等。鑒于篇幅有限,仅就贡献较大的几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马坝人头骨化石的鑒定

  1958年夏,广东省曲江马坝乡农人在马坝墟西南面的狮子山石灰岩窟窿挖磷肥,从堆积层中挖出一块残断的人类头骨化石和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向其时在马坝查询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陈述,陶铸同志即指示当地党委书记进行保护。稍后省文明局派人把人类头骨化石及部分动物化石带返文明局。同年8月26日,广东省文物办理委员会副主任商承祚教授转请樑钊韬教授鑒别所发现的头骨化石碎片,先生即以其丰厚的古人类学问和敏鋭的查询力,判定爲“归于猿人(Protoanthropic)或古人(Palaeoanthropic)阶段的人类头骨化石。”同年8月30日至9月2日,中大派樑钊韬教授及李见贤讲师参与广东省文物办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文物办理委员会共六人组成的现场查询作业。樑钊韬教授又在马坝区党委书记所保管的一批化石中,检出了两块人类头骨化石,一爲右颞骨,另一爲顶骨,并判定和前些时候所发现的同归于一个头骨化石。樑钊韬教授旋即写成《马坝人类头骨化石的开端查询》陈述,作爲向校园领导的书面陈述,此文后与李见贤写的《马坝人发现地址的查询》合爲《马坝人发现地址的查询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开端查询》,刊于《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59年榜首、二期合刊。同年9月14日至18日,我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讨所的裴文中、吴汝康和周明镇先生从北京特地扺马坝进行复查,樑钊韬教授也参与了这一作业。复查证明晰樑钊韬教授的鑒定的正确性。后经科学技术準确测定爲距今13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马坝人的发现,在学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含义,它对我国甚至世界的古人类学研讨都是一个严重的贡献,因爲这一发现添补了从猿人到新人的中心环节,从此找回了人类进化史长链中丢失的一环;一起它又是华南区域甚至新我国树立后初次发现的重要人类头骨化石,然后促进了我国古人类的学术研讨。樑钊韬教授对马坝人的鑒定,使其在我国考古学界享有盛名,后中选爲我国考古学会理事。

  (二)对人类学的贡献

  樑钊韬教授对人类学的贡献,不只体现他在中山大学首要复办全国榜首个人类学係,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人类学教育和科研上所获得的效果。

  在教育上,樑钊韬教授非常注重教材建造,认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培育学生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渊博的专业常识和用之有用的专业技能,就有必要有好的教材。因而,从五十年代开端,先生就亲手编写了《我国考古学通论》、《原始社会史教育纲要》、《人类学概论》等曾被教育部列爲全国沟通的教材。其间的《原始社会史教育纲要》则是教育部直接托付樑钊韬教授编写的。“文明大革新”刚完毕,樑钊韬教授便首倡在高级校园康复民族学课程,编出一本具有我国特色的教材,供文科的一些专业运用。爲完成这一希望,先生自己牵头,辅导笔者和另一位教师编写《我国民族学概论》。1978年冬,樑钊韬教授还亲身带着《概论》的编写提纲与这两位教师一道到我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讨所和中心民族学院举行学术座谈会,徵求专家、学者的定见。1979年《我国民族学概论》脱稿。1980年冬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贵阳举行,樑钊韬教授写了题爲《我国应有自己的民族学》(载《民族学研讨》第1辑,民族出书社1981年版)的学术论文,向与会的同行们呼吁树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学。会上樑钊韬教授被选爲我国民族学研讨会理事和副会长。同年冬将《概论》书稿交云南公民出书社检查、排印。该社编辑部认爲:“民族学概论的版别也很少,特别系统研讨我国民族学理论和实践的,以我国民族爲中心内容,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学概论的版别,这仍是榜首本”。此书贯穿了樑钊韬教授一贯主张的学术思维,即:杰出区域文明研讨的特色,从地域而言,不限制于研讨少量民族,而把视界扩展到我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然后使我国民族学成爲名实相符的我国民族学,而不是我国少量民族学。《概论》于1985年5月初版面世,便被送往香港、广州、北京等地参与书展,旋即销售一空,并获1984、198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讨效果二等奬和中山大学优异教材奬。据日本东方书店所编刊物《东方》音讯,《概论》也曾在日本发行,每本爲880日元。

  人类学係复办后,樑钊韬教授深感没有一本以辩证唯物主义、前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爲辅导,并运用我国民族丰厚的文明材料编写的《文明人类学》教材而惋惜,觉得自1934年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着《文明人类学》(大学丛书)以来,迄今我国没有见这门学科的第二本专着。林教授这本着作受其时前史条件所限制,只能滥觞欧美而成,没有触摸我国丰厚的文明史料和国内各族公民五花八门的日子文明的现状和前史。故以本国材料爲主,论述人类文明的来历和展开的理论的教科书或专着仍是空白。先生爲添补这一空白,便着手安排人力,自任主编,写出编写纲要,辅导编写作业,并将之归入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中。此书已在先生去世的第二年编写出初稿。

  在科研上,樑钊韬教授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光在人类学、文明人类学的理论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主张,并且对其各个分支学科中的重要学术问题也进行了探求。

  关于我国人类学的理论搆架问题,樑钊韬先生主张通过剖析批评博採西方人类学各个学派的精华,并将之交融到自己的理论结构中,构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系统。在人类学的分科上,樑钊韬教授附和我国人类学也包括研讨人类体质的体质人类学和研讨文明的文明人类学两大分科。在办法上,樑钊韬教授附和多学科的归纳研讨和文理浸透,但他认爲这种研讨有必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展开观、联繫观和限制观,而在研讨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现象时有必要坚持阶层剖析的观念。在研讨意图上,他主张“发扬我国古代文明的优异传统,探求我国社会展开的路途,加强民族团结,保护祖国的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对立种族主义。”

  对我国的文明人类学,樑钊韬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爲:“文明人类学有必要与有关学科结合起来,互相浸透,成爲边缘学科。今日的文明人类学,从常识范畴中的深度和广度,必定要求今胜于昔;一起也要求我国文明人类学者面临世界,取世界各国文明人类学学説之精华,而去其糟粕,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及其文明的来历和展开的学説。” 樑钊韬教授这种学术思维无不给人以新鲜的感觉。

  1984年12月11日至16日,樑钊韬教授在中山大学亲身掌管举行了我国人类学初次世界性的学术讨论会。参与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和我国各地及香港的人类学专家、学者、教授共80余人,提交大会的学术论文70多篇。樑钊韬教授在大会上作了题爲《我国南边文明的特色和研讨办法》的学术陈述,阐发了他研讨南边文明的人类学理论和办法。会后由中大出书社出书了《人类学论文选集》。这次学术讨论会産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了人类学係与国表里的学术来往。

  (三)对史前史的探求

  樑钊韬教授治学谨慎,功底厚实,不故步自封,时有新见。他对人类史前史研讨的贡献,首要体现于所发起的办法论上。先生发起以多学科归纳研讨原始社会史的办法,在其50年代所写的《海南岛黎族社会开端研讨》一文中就已构成,认爲:“要鑒别少量民族文物和社会留传准则所属的年代——社会展开阶段,又有必要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始社会史准则进行剖析;因爲科学的原始社会史准则是用前史唯物论的观念和办法,归纳了人类学、考古学龢民族志的全部科学效果总结出来的,运用这个准则进行研讨没有文字记载的少量民族前史,是或许的,也是牢靠的办法。”正如出名的前史学家、民族学家戴裔煊教授所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开端研讨》一文,从黎族社会中文物准则的必定关係与联繫,分别出类型,并然后决议其展开的次序,定出黎族的社会展开阶段,这种办法在研讨没有文字的少量民族的前史是必要的并且是可用的,一起,樑先生的研讨是结合实践查询研讨所得材料来作説明,并不是教条主义式来处理问题……我认爲是一篇有价值的着作。”到60年代初,樑钊韬教授依据自己长时间的郊野作业和理论研讨的经历,进一步明确提出以考古学、民族学、前史学三结合的办法去研讨原始社会史。他常常教训自己的研讨生和青年教师:考古学材料无疑是名贵的,但它却是静态的东西;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其间不免有讹夺和被曲解;民族学材料则是活的“社会化石”,是活生生的动态的东西,三者结合起来,互相印证,就能够解开人类前期前史之谜。这种办法论思维还常见于他后来所写的考古学、风俗学龢民族考古学的论文中。

  其次,对史前史中的一些剧烈争辩的重要问题。例如对“曙石器问题”争辩;我国猿人及其文明性质;氏族的来历;原始社会史分期问题;宗族在原始社会展开中的效果问题,等等,提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见地。

  (四)风俗范畴中的探求

  樑钊韬教授开始的学术研讨主要在风俗范畴中,除翻译过FranZ  Boas《一般人类学》中的《神话学与民族学》(载《文讯月刊》新一号)外,先后宣布了《民族学与风俗学及其在我国的展望》、《我国古代巫师的品种》(载《民族学研讨集刊》第五期)等十几篇论文。这些初期着作因为年代的限制,观念或失之偏颇或受西方风俗学者非唯物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所不免,但正如戴裔煊教授所説:“樑钊韬先生曩昔一贯是研讨风俗学的,对原始社会巫术与宗教的研讨曾下了不少时间,国内从事这方面研讨的人寥寥可数,樑先生能够説是先驱者之一,在曩昔各种学科研讨都比较落后的我国,从事研讨像风俗学这样一门新的科学,开闢新的园地‘白手起家,以啓山林’,樑先生有必定的功劳,这是能够必定的。”这个点评是非常中肯的。笔者认爲,在我国风俗学尚处在幼年时期,樑钊韬教授运用西方风俗学的理论解说我国的风俗事象,妄图从原始社会的人们对超自然力气的根本观念来探求宗教的来历,其精力是可取的,研讨方向是仇人的。解放后,樑钊韬教授的风俗学理论已面目一新,他80年代初的《试论风俗构成的社会本源》(载《社会科学战綫》1982年第2期)一文能够作爲代表,这篇论文无论是对风俗的界説,抑或是论及它的産生、改变和效果,其观念都是前史唯物主义的。

  (五)民族史方面的研讨

  樑钊韬教授除着力于上述学科的研讨外,对民族史的研讨也很感爱好,他先后编撰过《我国少量民族的族源、迁徙与交融》(1975年7月在编写《简明我国通史》古代部分学习班上的讲演稿)、《中华民族的民族交融与混血》(在中山大学前史学係、经济学係的演讲稿)、《西瓯族源初探》(载广东《学术研讨》1978年第1期)、《“濮”与船棺葬关係鄙见》(载云南《思维战綫》1985年第6期)、《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係及其撒播》(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尽管大都侧重于对南边民族关係的探求,但却贯穿戴以人类学理论爲辅导,从考古学、民族学、前史学、风俗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归纳研讨的名贵思维。

  (六)长于吸收新学科的研讨办法

  在怎么看待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办法上,樑钊韬教授并不对立“拿来主义”,但认爲要害在于把拿到的东西进行脚踏实地的剖析、批评和吸收、承继,使之合适我国的国情,爲我国的民族展开昌盛效劳。他竭力对立“食洋不化”,认爲我国人类学有必要我国化,而不是全盘照搬的西方化。1986年11月28日向人类学係全体师生作“访美观感”专题陈述时説:我国人类学需求学习美国人类学的先进办法和试验手法,但对其理论有必要作一分爲二的扬弃,切忌照钞,不然难以习惯国情。

  70年代末,西方呈现了新的学科“Ethnoarchaeology”,国内一些学者将之译爲“种族考古学”。樑钊韬教授得悉后,认爲这个术语具有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爲新的一门学科的含义,且又与他多年所运用的“民族考古”这个词的内容和含义有互相共同之处,而主张将之译爲“民族考古学”。并与张寿祺教授合写了一篇题爲《论“民族考古学”》(载《社会科学战綫》1983年第4期)的论文,专门讨论这门新兴学科爲什麽会産生,它在民族学、前史学、考古学研讨上能起何种效果,并对这一学科作了展望。此文宣布后,在国内学术界尽管引起过争辩,但笔者认爲文中对“民族考古学”办法的界定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民族考古学’,既不是考古材料暂时附加一点点民族学材料,作勉强性的比照和将就;也不是民族学材料增加一点点考古材料随意进行类推。‘民族考古学’之爲‘民族考古学’,乃在于科学不断向前展开进程中,以‘民族学’的办法和材料,跟‘考古学’的办法和材料,与前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弥补、互相归纳,对一些前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化细緻的説明。”

  因为樑钊韬教授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风俗学等多种学科的教育和研讨中获得了杰出的效果,使他蜚声中外。美国列传协会爲了赞誉樑钊韬教授对我国人类学的贡献,1986将他列入了《世界超卓领导人物攻略》(或译《世界名人録》)中,并颁发了奬状。总编辑部的裁定书指出:“樑钊韬教授因对我国人类学的奠基作业作出杰出贡献,已由编辑部选定,将收入《世界超卓领导人物攻略》第二版。”

  五、追求真理 坚持马列

  樑钊韬教授遭到社会和人们的尊敬,不光因爲他是一位教育家和效果卓着的学者,并且还在于他是一位真实的,追求真理,深信马列主义的常识分子。

  樑钊韬教授作爲出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其终身的学术任职甚多(樑钊韬教授的学术任职除文中已说到之外,还有我国人类学会主席团成员,以及我国人口学会,太平洋前史研讨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和国家当代人类学会委员。)来往很广,樑钊韬教授与学术界名人来往频频,据笔者所知,除他的教师杨成志、林惠祥、郑德坤教授外,常与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界的裴文中,杨钟健、周明镇、吴定良、贾兰波,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杨堃、江应樑、秋浦,民族史学家马曜等均有来往;在学术活动中,只需有时机他都必定抽暇访问,或听取他们的定见,或商量学术问题,或请他们作学术陈述。在学者傍边互相不免有“文人相轻”的习气,但先生对持有不同定见的两边都天公地道,真诚地待之以礼,这种爲人的美德是令人慕名的。

  樑钊韬教授一贯酷爱我国共産党、酷爱社会主义、酷爱祖国;在教育和科研上一直如一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情绪、观念和办法爲辅导。先生50年代就提出要参与我国共産党,直到1987年5月病重住院,仍屡次提出申请。十年浩劫期间,他尽管蒙冤被关入“牛棚”,后又到粤北干校,但他一点点未不坚定爱党、爱国和坚持马列之心,反而在窘境中将书斋命名爲“秋菊斋”,以标明自己的高风亮节。此书斋名或许源于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飧秋菊之落英”的诗句。因而,秋菊斋之名,足见先生修洁自我克制和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1986年秋,樑钊韬教授访美归来,于同年11月28日向人类学係全体师生作“访美观感”陈述,一分爲二地畅谈了他此行的感触。会后他与笔者谈心:我的爱人、儿子都在美国,我完全能够不回来,但我是一个我国人,是我国高级学府的教授,我要爲我国公民效劳,不肯仰人鼻息,所以决然与爱人一道回到我国。简略的说话,标明晰一名我国学者的崇高道德和终身的神往。

  樑钊韬教授的爱国情怀,还体现在他常常向海外的亲朋宣扬国家的方针,将募得的基金用于中大樑銶琚堂、附小图书馆的建造上,而自己则从未向亲朋要过半分钱。

  通过长时间的查询,中大党安排依据他的志愿,决议批準他入党。当他在医院病榻上听到这一喜讯后,心境激动不已,认爲自己找到了真实的归宿,完成了夙愿,感到无限欣喜。

  1987年12月2日樑钊韬教授不幸病逝于广州市河南医院,享年71岁。凶讯袭来,师生沉痛不已!前往广州殡仪馆参与追悼会的中大师生员工,以及他生前的海表里亲戚朋友共1000余人。人类学係敬送的挽联,足能够归纳他终身最大的贡献:“断定马坝人博贯古今奬掖自作人梯今有几,复兴人类学名标中外创业身萎不已世无多。”

  樑钊韬教授尽管已离开了咱们,但他一生爲国育才的崇高道德,勇于创业的精力,谨慎治学的情绪,学术上的贡献,酷爱祖国的厚意,以及和蔼可亲的艰苦檏素的日子作风永昭后世,爲人慕名!

  

  1989年中秋撰于中山大学

  

  附记:此文原载《广东文史材料》第64辑,广东公民出书社1990年10月出书。翌年《顺德文史》第22期(1991年3月)作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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